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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与时间观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机关、学校、报馆等必须遵从政府指令过新历年,但是,作为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知识分子,他们个人对新旧历法采取什么态度?在生活实践中是与政府态度一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要顺从社会习俗?他们的理性选择与情感态度之间是否完全一致?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还不能全面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在那个新旧过渡的时代,这些机构中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各种学术、学科背景的人都有,很难一概而论。本文只是随机抽取当时一些新式知识分子的日记材料,多少揭示这些问题的若干侧面。

  笔者选取的日记是:1933、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季羡林的日记,1928、1929、1930、1931、1937、1938、1940、1941、1942、1943、1944、1945、1947、1948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的日记,1941、1946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日记,194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的日记。这些人在大学工作或学习,日常生活受国家规定的西历计时系统制约,他们的日记无一例外都是按西历日期排列的,但在旧历的除夕和元旦那一天的日记里,他们几乎都注明旧历日期,吴宓甚至1933年在法国学术休假时也注明了旧历的年节,平时的日期则没有附注旧历日期。用左玉河的话来说,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安排已经“拧到了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只是在传统的岁时节令,尤其是最大的节日——旧历元旦那里,他们还是未能遵照政府的指令而加以摒弃。旧历元旦在他们心目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不管是否从事与年节有关的交际活动,他们对旧年节的感情都是很深厚的。

  当年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季羡林在他的日记里生动地记述了他在新历年和旧历年时迥然不同的心理感受:

  (1933年1月1日)又过了一年了——在我说来也太泄气,还不感到是过了一年。我脑筋还是给旧历年占据着。我丝毫感不到过年的滋味。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变为形式主义的了。这年——多么可爱的个名辞(原文如此——引者)!也变为形式主义了。(季羡林:《清华园日记》,第84页,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

  (1934年1月1日)早晨十点才起。我知道这是过年了,论理似乎应该有感想之类的东西,但却没有,我并没能觉到这是过年,也没觉到我已经长了一岁了——这一切都是旧历年时的感觉,有点太怪,难道我脑袋里还是装满了封建势力吗?

  到图书馆去看报,却有年的滋味——冷清清。(《清华园日记》,第191页)

  (1934年2月13日)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

  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我现在正写着《回忆》,我觉得回忆是粉红色的网,从里面筛出来的东西,都带色香气。没有回忆,人便不能活下去,对年的回忆尤其美丽。(《清华园日记》,第215页)

  在新历年,他感到周围的环境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年味”,自己也没有找到过年的感觉。而这时距离国民政府积极推行新历,已经有四五个年头了。在西化比较严重的清华大学居然感受不到“年味”,这提示我们,政府这场变革运动的成效似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即便是在西化的知识分子那里,它所取得的支持和拥护也是有限的。当然,废历运动也是有成效的,季羡林从感情上没有能够热烈支持新历年,但是,一旦自己在新历年没有感觉,而在旧历年感到来自童年的美好记忆时,便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看来在理性上他已认可了新历年的合法性,只是在感情行动上未能完全跟上。

  吴宓则是在国民政府废除旧历的十几年间,一直在过旧年。1929年,吴宓在旧历新年元旦期间,曾与友人、妻女游中央公园、厂甸,当时外面非常热闹,“多摆摊售玩物者”,下午还去姑母家拜年。(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4册,第210页,三联书店,1998年)1943年的旧历除夕,他颇有年岁更迭之感,“阴历除夕与新年,感念较深。壬午一岁,于焉遂终!”(《吴宓日记》第9册,第22页,三联书店,1999年)1945年旧历年在西安,来给他贺年者颇为不少,从这些人的身份来看,都是陕西党政学界上层人士。(《吴宓日记》第9册,第433-434页)不过,1945年新历年他在成都时也很热闹,“见城中熙熙攘攘,列户插国旗,悬彩灯,一片新年景象”。晚上“沿街挂彩灯”,吴宓甚至诗兴大发,为此赋诗一首。(《吴宓日记》第9册,第395-396页)

  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在新历年放假这一天需要参加一些庆祝活动。1941年的新历年元旦,他的日记中记录道:

  八点至新校舍,为新年师生篮球比赛开球。……5:30至省政府礼堂赴龙主席新年宴会,晤张君劢及关麟征总司令。席间戏剧,栗成之《宁武关》颇好,惜配角太差,余则皆不足道矣。(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在1946年新历年,他的日记这样记录:

  上午有多客来拜年。下午三点在办事处约联大及三校教职员及眷属举行新年茶叙,到者老幼约二百人,因天气晴和均在院中茶话。将五点,日色西沉渐渐散去。有十余位至寓中飨以好酒,聊以点缀年景耳。晚六点至吴泽霖处晚饭,客为樊、鲍、华、沈、戴之外复代约今甫同往。饭后分批赴广播电台听京戏……十二点半至蔡文侯家又稍坐始归寓。(《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95页)

  在旧历新年,梅贻琦同样也有些庆祝活动,如1943年的除夕与元旦,他的日记记录:

  旧历除夕晚,略备牛羊肉食及饺子若干,约集陶、冯、虞、沈诸家子女及同人,无他约者,会食聊以应景耳。夜半一时许入睡,无与守夜者。(《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29页)

  元旦下午有客数起拜年者。(《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29页)

  从梅贻琦的日记来看,他是过新旧两个年的,当时与他交往的学界人士在旧历年春节期间交际活动很频繁,似未受废除旧历的太多影响。

  潘光旦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参加新历年的庆祝活动,另一方面,在旧历年年关前后,他不仅祭祖,而且还请客聚餐,向他贺年的人也络绎不绝。可能正是旧历年的热闹触动了他,他在日记中批评了民国年间的废除旧历运动。1947年新旧历年期间,他的日记相关记录如下:

  新历元旦十时至园内工字厅,参加同人团拜。十一时许与奚若、鸣岐、辰伯同搭福田车入城,至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北平行辕主任李之元旦鸡尾酒会,遇中西友人多人。(潘光旦:《存人书屋日记》,《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旧历除夕近午拟与穟儿进城,欲至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取版税,值今日为旧历丙戌年除日,入城者拥挤,候车移时,仍折回。午后准备祭祖,写三党宗亲位图一纸,盛以镜框,悬之饭厅北壁;旧习除夕祭仅限父党,亦礼以义起耳。祭罢,约之方、宝昀、志诚、子寿、厚坤、助民同食,十一时散。属诸儿作雪制冰结凝飨客,尽两大盘。(《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33页)

  旧历元旦晨起雪止,近晚又作。竟日来客络绎,悉数为贺年者,旧历明令作废三十余年矣,而民间之习惯依然,战后且益见牢不可破,于以见积习之不易消除与当时主张废除旧历者之但知维新,而不识历史与社会为何物也。夜约伯伦全家、才澄、慰天、之方、胡君毓源、卫君旭升同饭;才澄昨自津来,毓源为适杨三祖姑方面亲戚,旭升为运成姨甥,十时许散。(《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33页)

  从这些摘录的日记来看,当年这些上层知识分子似乎并不是只过新历年,旧历年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梅贻琦、潘光旦因有行政职务,需要参加一些新历年元旦的社交应酬活动,而其他普通教师以及季羡林这样的学生,与新历年几乎没有太多的情感关系,庆祝活动因而极为寥寥。在学生季羡林的理性选择和情感态度上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作为资深教授的潘光旦则在旧历年的应酬中对废历运动形成了深刻的反思:积习不易消除。主张废历者“但知维新,而不识历史与社会为何物也”。这两部分学者在年俗的庆祝上相同的是,旧历年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只是他们不像普通民众在旧历年关庆祝的力度很大,造成的气氛很浓而已。他们还始终意识到旧历年的存在,说明一种传之久远的岁时节令,不仅已经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习惯,而且已经在人们的心理层面有着很深的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吕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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