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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周作人元旦遇刺事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与孟森、马裕藻、冯祖荀等“留平教授”一道受校长委托看守校产。可能周作人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次留平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新年的枪声

  1939年元旦上午,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来八道湾11号周宅拜年,师生正在西屋客厅里谈话时,一自称是其弟子的李姓客人求见,来人被请进客厅后突然向周作人开枪。据周作人自己回忆:“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指沈启无)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周宅仆人)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周作人极为幸运,子弹恰好射中其毛衣铜扣,一点伤也没有。来拜访老师的沈启无弹中左肩,疗养一天半即出院,也无大碍。沈启无是周作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原名沈杨,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一道同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周作人附逆后,他也一直追随左右,任伪北大中文系主任等职。

  事后据周作人透露,遇刺后听到一些传言,说沈启无受伤是为了保护周作人,当时的一些报刊都刊出了同样的消息。沈启无还将这些报纸寄给周作人,暗示老师公开承认此事。在周作人看来,沈启无的这些无中生有之举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名望和身价,他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厌恶。后来周作人不仅将报纸寄还沈启无,并且还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明当时保护自己的是车夫和仆人,沈启无虽然同在现场,但未行保护之责,反而站起来声明“我是客”。沈启无受伤,只是被“无故连累”,“殃及池鱼”而已。

  师生之间从此有了隔阂,后来两人又因在日本人面前争宠,相互攻击。最后周作人公开声明与沈启无断绝师生关系,并将沈启无停薪停职,逐出北大,这也算是周作人遇刺事件中的一段小插曲和余波。

  周作人的辩解

  遇刺的当天下午,周作人即被日本宪兵队找去问话,第二天,警察署便派便衣三人进驻八道湾11号院护卫,周作人外出也总有一人随从,是保护也是监视。

  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刺杀案是日本特务所为,自己之所以下水也是因为此事的威吓。据《周作人年谱》记述,1939年1月2日,也就是遇刺事件发生的次日,周作人的浙江同乡、伪北京大学秘书长钱稻孙来访,奉命劝说周作人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1月7日,周作人往访钱稻孙,表示接受馆长之聘,这是周作人正式接受的第一个伪职,也就是他落水附逆的起点;1月1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那么,为什么“事实上不能不当”?周作人日记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不投日就别要命。

  1939年8月1日,周作人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1941年元旦,周作人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此时距他遇刺整整两年。

  周作人的观点被一些研究者采纳,认为“行刺周作人的只可能是日本特务”,理由是:“一、周作人当了燕大的客座教授,拒绝了其他文化单位的一切聘请,这当然触怒了敌伪;二、刺客大模大样坐汽车来,也只可能是日本特务;三、周作人经常往来于去燕京大学的路上。如在路上行刺,比到他家里行刺简单方便得多,但考虑到路上行刺,人们容易联想到燕大任教上去。为了不使人生疑,才特地上周作人家行刺。而这样的巧安排,恰恰说明了是日本特务干的;四、周作人被刺后,日本宪兵一开始就对他采取恶意的态度。接着日军就派来三个侦缉队员住在周作人家里,外出时总有一个跟着,连周作人出门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也不可能再去上课。这实际上是逼迫周作人就范。”

  然而早在此事发生之前的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就在北平参加了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集的、有着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其从逆之意从那时起就已初露端倪。1938年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对周作人做了严厉的谴责,并直接以“汉奸”呼之:“请缘鸣鼓而攻之,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它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由此可见,周作人并不是受1939年元旦刺杀事件逼迫而落水,其实他早有此意,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事就是明证。

  周作人对遇刺事件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这还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1961年8月23日,周作人给《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寄来一篇题为《元旦的刺客》的文稿,稿子大约3000字左右。周作人在文中老调重弹,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称他因“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光明日报》拒绝刊登他的这篇稿件,据说接到退稿后周作人“甚为不快”。

  神秘的枪手

  关于这次枪击案的背景一直扑朔迷离,枪手的身份也众说纷纭。周作人的日本军方阴谋之说存在着明显疑点,日方说是国民党特工所为,也缺乏相应的证据。抗战胜利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是当年学生,因不满周的亲日行径而下手。据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透露,“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的香港朋友鲍耀明来信告诉他这件事,周听后勃然大怒,坚持认为刺杀事件是“日本军部所搞无疑”,同时还咒骂该书作者是“凶犯”、“特务”。

  还有一说是周作人侄子丰三的同学所为,丰三当时在辅仁大学附中念书,其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后,为保全周之声誉而向其行刺,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此说更是牵强,令人起疑。

  当年的刺客究竟是什么人?有何政治背景·刺周的目的何在?这一事件已过去70余年,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只有留待后人去研究、考证了。

[责任编辑:段妍妍]